春子的那两颗还在柜子里，用旧布包着，她倒是没有扔。

训练结束之后，春子没有回家。

她往村东头走，那边有一条小路通往更东边的邻村。

走到村口的时候，她看到一个穿灰军装的人蹲在路边的田埂上，正在和一个老农说话。

那人的军装上有泥，脸晒得黑，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泥地上画着什么。春子停住了脚步。

她没敢走近，站在一棵柿子树后面远远地看着。那人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春子听到了几个词——“粮食”“药”“不用怕”。

老农一直在点头，最后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，往村里走了。

那个灰军装的人也站起来，转身朝春子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春子缩到树后面，等了一会儿才探头。

那人已经走了，往东边去了，步子不快，但没有回头。

下午，春子回到家，把两颗手榴弹从柜子里拿出来。

她用围裙兜着，走到院子后面的菜地里。

菜地角落有一块土比较松，是秋天种萝卜的时候翻过的。

她蹲下来，用手刨了一个坑，不深，够埋两颗手榴弹。

她把两颗手榴弹放进去，一颗一颗摆平了，然后盖上土，用脚踩实了。

她在上面插了一根枯萝卜叶子做记号，但想了想又拔掉了——插着太显眼，不插她自己也能找到。

晚上，她给婆婆喂了饭。

婆婆今天精神不太好，吃了半碗就摇头。春子把碗放下，坐在床边。婆婆拉着她的手，问：

“今天又去操场了？”

春子点了点头。

婆婆说：

“我年轻的时候，日俄战争，也编过义勇队。

那时候发的是竹枪，不是手榴弹。

后来日俄打赢了，政府说我们都有功劳。再后来满洲打仗，我儿子去了。

再后来支那打仗，我孙子也去了。

现在人家打到家里来了。

春子，你说，我们到底在跟谁打？”

春子没有回答。

她帮婆婆把被子掖好，走到厨房里。

灶台上的锅还温着，里面是半锅萝卜粥。

她盛了一碗，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，慢慢地喝。

粥很稀，萝卜多，米少。

她喝完，把碗洗了，放在碗架上。

然后她走到女儿的房间门口。

女儿已经睡了，铺盖下面露出半张脸，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。

春子站了一会儿，把门轻轻带上。

她回到厨房，在灶台前坐下来。

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，只剩一点余温。

她把双手搁在膝盖上，看着窗外。

夜色很深，远处的东京方向有一片暗红色的光，不知道是火光还是什么。

她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那个在田埂上跟老农说话的灰军装士兵，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泥地上画东西。

那个动作，她觉得很熟。后来她想起来了——她丈夫以前教女儿写字的时候，也是那样的，用手指头在地上画。

她把头靠在灶台边沿上，闭上眼。

手榴弹已经埋了。

她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但她至少知道一件事——那颗东西不会再响了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。

东京。

陆军参谋本部。

=日本政府一直在打一副算盘。这副算盘从十二月二十三日“玉碎令”下达之后就开始拨动——用平民的血肉筑起防线，用每一个村庄、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城市的抵抗来拉高联军的伤亡数字。

数字堆到足够高的时候，韦格纳就会在柏林坐不住。

柏林的母亲们会问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死在日本的农田和街巷里？

德国的报纸会问，这场战争还要付出多少代价？

到那时候，联军内部就会分裂，就会有人提出“停火谈判”。